“目标宏大，可处理细节时又束手无策，”哲学家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说，“这是一门科学在早期共同的弊病。”
对于发展心理学来说，情形的确如此。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这个研究领域里面最为显著的一些理论都缺少具体的内容和坚挺的数据，无法支持其武断和不切实际的概念。英国人乔治·罗曼斯、伊凡·谢采诺夫和美国人詹姆斯·马克·鲍德温和吉·斯坦利·霍尔都是一样的，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把儿童时期发生的发育变化都比喻为从低等动物向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可是，这种看上去十分聪明的比喻只不过是一种智力上的欺骗，而不是实验的结果，因此很快就被兴起的研究数据之潮冲涮而去，在这种理论之内是无法找到研究数据的。（只有心理分析理论躲过了这场实验数据时代的冲洗，因为它跟进化理论不同，它并不想那么包罗万象，而只是进行性格结构和人格分析的工作，对于智力和社会技能的成长过程，它很少说话，或者根本只字不提。）”
可是，霍尔对发展心理学却作出了播种意义上的贡献。他把当时叫做“儿童研究运动”的一种活动导入了实验科学和数据收集活动。他本人也是一位勤敏的研究工作者，花了很多年时间专门进行儿童思维的问卷研究活动，并发表了大量数据。他所做的这些工作，而不是因为他的宏大理论，为儿童——心理学这个初生的领域奠定了发展方向。
到20世纪20年代，儿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这个词30年后才开始流行起来——当时完全是研究方向的，在很大程度上只供理论使用。这也符合当时流行全国的心理测试风潮。比奈和特曼测量儿童每年的智力成就，而不解释思维为什么以及如何发生变化，跟他们一样，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发展心理学家们都集中精力确定正常值：即婴儿行为及能力每周“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作为儿童每月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在耶鲁大学，阿诺德·格塞尔详细编辑了儿童生命周期中每一个转折点的正常行为描述。在伯克莱大学，哈佛大学和其它一些大学里，研究工作者们进行了基本的纵向分析，对人们进行反复测试，从婴儿期一直到成人阶段，以确定哪些因素决定着婴儿日后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人们缺乏对发育理论的兴趣，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行为主义者的控制地位，他们对学习的研究，如我们已经得知的一样，主要由确定刺激和回报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行为主义发展理论这个名字如果能够成立的话，就可以用斯金纳的话表达清楚：
行为的后果可以“反馈”到有机体这里来。行为后果如果真的产生反馈，也许就会改变一种可能性，即产生后果的行为行为也许会再一次发生……当行为的变化时间很长的时候，我们就认为非独立的变量是有机体的年岁。作为年岁作用的可能性的增加经常被认为是成熟。